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生产力不发达、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矛盾还相当突出，侵权的现象还很严重，知识产权意识还有待提升，制度建设也需要加强。可见，知识产权战略是我国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国家战略，同时又是一项宏伟工程。
孩提时，总有人会问起“理想”，提问者或是老师、或是家长、或是亲戚朋友
随着时间的流逝，孩子们的回答也在发生变化。反过来，通过答案也可以大致判断孩子们属于哪个年代。比如，“长大后要当英雄”，给出这个答案的孩子基本上属于50后；回答“长大后要当劳模”的孩子，很可能是60后和70后；回答“要当科学家”的孩子，更多地应该是80后生人……此后的志向就复杂了，答案是多种多样的。但不管哪个年代生人，有个志向总有人憧憬，那便是“发明家”。只是，这样的孩子属于小众。
胡国华便是这样的孩子当中的一位。1985年，胡国华已经年逾四十，当时是航天工业部207所的工程师。1983年3月，得知我国第一部专利法正式颁布并将于当年4月开始实施，他便开始“预谋”。
胡国华是新中国第一件专利获得者
3月29日这一天的北京，天气十分晴朗。由于刚刚成立不久，中国专利局尚在北京西郊一排灰蒙蒙的矮房子里办公，门前连牌子都还没有挂上。然而，这一天却是国家实施专利申请申报的第一天。
胡国华来到申报点后，发现之前已经有人捷足先登，聚集在那里。早有“预谋”的他掏出纸笔唰唰唰地写下一行字，然后向众人高高举起。众人定睛一看，连忙在他身后排起队来。字条上写的是“申请专利者在此排队，第一名航天207所”，而他的“预谋”则是要争取获得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项发明专利。
结果不言而喻，胡国华的“预谋”“得逞”了。1985年12月，胡国华拿到了中国专利局颁发的证书，专利号为“85100001.0”，发明名称为“可变光学滤波实时假彩色显示装置”。
这第一号，总会有人占据，我国的专利申请也注定要从这第一号起步入正轨、走上快车道。胡国华当年凭着他的“预谋”、他的机智，占据了先机，得以名垂历史，但同时也折射出那个年代发明家的一种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
新中国成立至今，已迎来第70个春秋。期间，虽然经历过几多风雨、几多坎坷，但我国的生产建设、社会生活均有了长足的进步。发明家们身处其间，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勤劳的双手，促进生产、为国争光、造福于社会。
当家做主人，拳拳报国心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声宣告意义非凡：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华民族的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中国历史也从此进入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当时的“家”可谓百废待兴。据统计，当时国内专门研究机构仅有30多个，科研人员的数量不足5万人。加之西方敌对阵营的封锁，重建的步履十分艰难，发明创新的环境之差也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新中国之“新”很快就体现出来了。毛泽东主席的话音才落一个多月，中国科学院作为新中国的主要政府研究机构，便在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协、中国气象局、国家地质部等科学技术协调与研究机构也在之后的几年里陆续成立。由此，奠定了新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事业发展的组织基础。
时隔7年，中央政府成立了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出新中国第一个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即《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历史，开始进入了一个有计划的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郝建秀创出来的“细纱工作法”，在全国得到全面推广后，每年可为国家多生产4.4万件棉纱，相当于供400万人一年用布。
得益于此，新中国的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航空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的基础建立了起来，并催生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和发展。还是那两项统计，到了1965年，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已达到1700多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达到12万人。
这段时间，也涌现出不少发明家。当家作主的主人公意识、新中国成立的感召，极大地鼓舞了发明家、科技工作者的热情，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
摸索出“细纱工作法”的郝建秀、发明了 “三尖七刃”钻头的用倪志福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以主人公的姿态为提高生产效力贡献了自己的才智。据说毛泽东主席曾嘱托中央办公厅复信表扬郝建秀，称其“由于积极工作和学习，创造了新的工作方法，这个成绩是值得表扬的” 。而倪志福发明的钻头，也因其高效、长寿、优质，获得了时任科委主任聂荣臻颁发的“发明证书”，此后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也因此为其颁发了金质奖章和证书。
令人感动不已的，还有大批的海外学子受到新中国成立的感召回国效力。例如：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提出了“陆相生油”理论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的物理学家王淦昌、我国近代气象事业和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竺可桢、“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世界著名科学家钱三强等。
以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周培源、钱三强、邓稼先等人为代表的留学归国人员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新中国各项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1999年受到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这一时期回国的就有21位。
建国后的7年时间里，归国的海外学子已达3000人之多，约占新中国成立前在海外留学生和学者的一半以上。而且在中国科学院选定的第一批233名学部委员中，近三分之二正是这批归国的海外学人。这也难怪，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为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奠基人或开拓者。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提前完成的上世纪60年代中期，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在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发明家的不懈努力之下，排除了敌对势力的层层封锁和干扰，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发展的完整体系建立起来，这为共和国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提出现代化目标，科学的春天来临了
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上首次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简称“四个现代化”。而且是“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奋斗目标。应该说，这一奋斗目标是党的第一代领导审时度势集体提出来的，为我国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然而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接踵而至，致使我国的科技事业遭受重创，创新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受“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其时科研管理陷入瘫痪、机构遭到肢解、人员被下放……科学技术的发展，整体停滞不前。
所幸的是，作为特殊的产物，有些科技攻关、发明创造还是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最突出的例子是核事业和航天事业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曾高度评价了 “两弹一星”的成就，他说：“如果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是反映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的标志。”
有了“两弹一星”，中国才有了如今的国际地位。
然而，这一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这当中既有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邓稼先、钱三强等23位“两弹一星”功勋的辛勤汗水与心血，同时也正如邓稼先曾经感叹的那样：“周总理作为中央专委的负责人，给中国的核事业与航天事业注入了说不尽道不完的智慧、勇气、忠诚与力量，使其在封锁、禁运和孤立的国际环境下，完全靠自己的拼搏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在军事领域之外，更多的各个领域的科学家都在艰难困苦中默默地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
在世界上有着“杂交水稻之父”之称、中国国家最高奖项--“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袁隆平，育成籼型杂交水稻是在1973年，这种籼型杂交水稻比传统水稻增产30%以上。在那个年代，取得如此成就也实属不易。殊不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袁隆平曾经亲眼目睹粮食短缺所引发的危机。这给他以很大刺激，也由此下决心研究高产粮食作物育种。
青蒿素则是新中国研制的第一个化学药品，标志着我国新药的研发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而其研发的突破，也是在文革期间。但是，这项研究得以维持，得益于一个特殊的原因，那便是中国帮助越南抵抗美国的那场战争的需要。至今看来，青蒿素仍是最有效的一种抗疟疾特效药。
袁隆平与屠呦呦等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在艰难困苦中默默地发挥着光和热。
那个年代的科学工作者，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坚持发明创造、坚持科学探索，进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们“守”住了艰苦、“守”住了寂寞、“守”住了摧残，更“守”住了信念和志向。好一个“守”字！而这个“守”字，更多是建立在报效国家、造福于民的基础之上，这就更加显得难能可贵。
1976年10月，文革终于结束。继而是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在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并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
时间就是这么巧合，那是在1978年的春天，这一切预示着科学春天的到来。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闭幕式上发表的书面讲话言犹在耳：“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当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为起点，中国步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科技攻关、发明创造也由此迸发出空前的活力。
坚持改革开放，引进专利制度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算起，改革开放经历了40年的岁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对改革开放所评价的那样，“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顺应了中国人民要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
无数事实表明：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改变了社会主义的命运；改革开放也让百年中国告别积贫积弱，重拾历史荣光和大国自信。
近40年来，我国的科技发展成果丰硕：神州系列飞船的成功返航、“蛟龙”下海、“墨子”升空、“复兴”起航、“天宫”合体……一系列象征着中国腾飞发展的“超级工程”出现，令世人瞩目；杂交水稻的研发、大棚以及无水栽培的广泛普及，标志着我国农业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有了迅猛发展。
改革开放为科技的发展、发明创造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西八里庄是原中国专利局所在地。
说到动力，有两点需要提及，那便是科技奖励制度的完善和专利制度的引进。
科技奖励是指政府和社会对做出自然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改进、科技进步及其他科技成果的人依据一定的标准和方式给与奖励的行为。作为制度，发端于建国后不久，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创立的初衷很明确，就是要：用法律手段维护发明创造主体的合法权益，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勇于探索、献身科学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
其就发展阶段而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初创探索阶段(1949-1976年)、调整发展阶段(1977-1998年)与改革完善阶段(1999年至今)。
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国的科技奖励法律制度不断完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先后颁布和修订了包括发明奖励条例、自然科学奖励条例、科技进步奖励条例、技术改进奖励条例等在内的一系列有关科技奖励方面的政策法规，切实起到了鼓励发明创造、推动科技进步的作用。
世界上第一胎“ 试管山羊”的出生、“其意义不亚于活字印刷术”的“五笔字型”的发明、“拉推磁路”理论的提出、世界首套中文彩色照排系统的面世、受控热核聚变研究实验装置--中国环流器一号（HL-1）和“曙光一号”大型并行计算机的研制成功……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科技发明创新领域可谓硕果累累。
但同时也应看到，随着我国科技和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如何在新形势下通过奖励的手段更好地奖励发明、推动创新，在法律的框架下真正做到科学化、制度化、程序化、定量化和规范化，并且在多大程度上引入市场机制等等，这些都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去摸索。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真正建立起适应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科技奖励体系。
1994年，王选与妻子陈堃銶一起查看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输出的排版胶片。（图/新华社）
另一点要提到的，便是专利制度的引进。
所谓专利制度，是依据专利法对申请专利的发明，经过审査和批准授予专利权，同时把申请专利的发明内容公诸于世，以便进行发明创造、信息交流和有偿技术转让的法律制度。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以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为前提。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政务院便颁布了《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这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个有关专利的法规，随之推出了上述条例的实施细则。然而，那时情况是百废待兴、科技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下，加之敌对势力的封锁，对外交往受到很大限制，因而自1953年至1957年，总共才发放了6件发明证书、4件专利证书。专利权保障作为一项制度，远没有建立起来。
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活跃，财政形势有了很大改观，对外合作逐渐增多，科技发明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此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诞生了。作为我国建立专利制度的标志，该部法律自1985年4月1日起施行，同日实施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 （以下简称《专利法实施细则》）。
1985年4月1日，黄昆易局长宣布申请专利开始。
《专利法》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的出台，令众多的科技工作者和发明家们振奋。正如抢占了第一号专利的胡国华所言：“在实施专利法之前，技术是公有共享的，只需开一个介绍信说明身份，便可将人家多年的研究成果学到手。这种情况看似利于交流和发展，却打击了人们创造发明的积极性，是《专利法》再次给予了人们激情与希望。”
迄今为止，《专利法》和《专利法实施细则》于1992年、2000年和2008年进行过三次修订。时间上很巧合，连同最初的制定算在内，基本上都是时隔8年。
然而，这些次修订并非掐算着时间来的，而是客观形势的需要。前两次修订是为了更好地履行我国政府在中美两国达成的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以及顺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亦即为了应付外在的压力。而第三次修订，出发点则是自身发展需要，重在提升专利法对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作用以及在维护公众利益的基础之上加强对专利权的保护。由此可见，我国的专利制度建设也在与时俱进，在一步步走向成熟。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这次会议从治国理政新变化、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变革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等方面得出一个重大结论：从党的十八大起，我国社会发展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2008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按照新时代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从2020年到2035年，力争经过15年的努力，基本建成知识产权强国，使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跻身国际先进行列，让知识产权成为驱动创新发展的强劲动力。接下来，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再奋斗15年，全面建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使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居于世界领先水平，让知识产权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强有力的技术和制度支撑。
遥想当年，倪志福发明的“三尖七刃”的新型钻头，比当时国际标准钻头寿命长3.4倍、效率约高1倍。但是由于当时我国没有专利制度，倪志福公布了技术成果而丧失了专利申请权，这一发明一直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无偿使用。青蒿素的发明也是如此，其高度远远超越了我们国家当时的发展水平和法制完善程度，由此丧失了一个重要的市场。
问世50余年的“倪志福钻头”，由于过去公布了技术成果而丧失了专利申请权。2001年12月，经倪志福再次改进创新，终于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其拥有“多尖多刃群钻”实用新型专利权的确认。
这些事例如果放在今天，是绝对不会出现的。毕竟，目前我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并且与国际接轨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建立了包括知识产权行政审批、宣传培训、中介服务、学术研究等机构在内的较为完备的工作体系，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行政、司法并行运做的知识产权执法体系。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生产力不发达、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矛盾还相当突出，侵权的现象还很严重，知识产权意识还有待提升，制度建设也需要加强。可见，知识产权战略是我国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国家战略，同时又是一项宏伟工程。
《纲要》指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目标是提升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切实贯彻“激励创造、有效运用、依法保护、科学管理”这十六字方针。
这一切，也已体现在正在进行的《专利法》第四次修订当中。此次专利法修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第一、加大专利保护力度，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第二、促进专利的实施和运用，实现专利价值；第三、实现政府职能法定，建设服务型政府；第四、完善专利审查制度，提升专利质量；完善专利代理法律制度，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健康发展。
回顾新中国的发明创新历程，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发明创新环境会越来越好，发明创新成果也会越来越丰富。回望历史，不忘初心。什么时候“想当发明家”的孩子比比皆是，那么也许就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成真之时。
